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公权力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加强相互合作，行政相对人积极履行协力义务，对于有效处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实现社会稳定更为必要和紧迫。
内容提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问题凸显。以行政调查为例，行政调查的核心是发现事实。
行政法律责任是目前我国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须承担的主要法律责任。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理解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有所裨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视角不全面、内涵界定不明晰等不足。第三，实现降低行政成本之需要。目前，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均在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含义进行了规定。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同实施法律，协助行政主体完成行政任务，是达成行政目的的内在要求。
行政相对人的协力义务来源于现代行政活动中人民从参与到合作的角色转变。①从某种意义而言，对行政相对人义务的设定，不仅仅是为了完成行政过程，也是为了有效保护其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同时，意志自由意味着应当允许意志的自由变动，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形成新的意志，因此人民意志又是变动中的相对确定。
[13]三种性质趋同的责任在适用时相互叠加，尤其是惩罚性赔偿、罚金和罚款都是针对财产的处罚，这既浪费了执法资源，又可能会造成双重处罚和过度控制。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需要在宪法层面确立预防主义原则，建构宪法的直接实施制度关键词: 稳预期。[15]《里约宜言》的中译版将"precautionary appnch"翻译为防备措施，本文将其翻译为预防措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应当在规范、结构、价值三个层面为预防型法治提供稳定的预期。
（三）通过宪法的价值稳预期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人民意志成为国家秩序的终极根源，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根本价值决断只能从人民意志中寻求。[13]同时给予罪犯以刑罚处罚和行政处罚，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处罚，它们完全是独立的存在，并不发生两者择一的问题，更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
（二）通过宪法的结构稳预期宪法对国家一社会一个体结构具有塑造作用。我国社会开始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31]高度同质化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相对解离。对于社会某一领域的风险预防，宪法应当积极主动地作出应对，直接针对该社会生活领域并结合已有的法律规范等进行全局性、体系性、前瞻性的宪法考量，确定公民在该社会生活领域的宪法期待，同时确定国家的预防任务与措施来稳定该领域的社会预期。如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也是公共卫生事业需要考量的因素，国家在保护生命权、健康权的同时不能无视其他基本权利，但是当基本权利出现冲突必须作出决断时，要坚持生命至上。
注释:[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278页。在近代宪法的保护下，市民社会得到繁荣发展，一部分私主体迅速成长，其掌握的资源、信息等甚至可以与国家抗衡。但是人民意志是无定形的和流动的。传统夜警国家向现代福利国家的转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建设预防型法治的背景下，除了加强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合宪性解释等，宪法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预防型法治的要求。在建设预防型法治的背景下，宪法应当向预防型宪法转型。
预防型法治建设需要与之相适的国家一社会一个体结构。相较于自然灾害等传统危险，现代社会中有大量风险是难以依靠感官识别的，例如放射性元素、食品添加剂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思想。法律安定性的下降直接冲击了法律体系的稳定性，需要通过宪法对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再稳定。[30]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宣告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的宪法修改中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宪法总纲中对经济、科学、医疗、文学艺术等社会领域，给予了相对于国家的自主空间。因此，对基本权利采取的风险预防措施必须时时接受宪法的审查，对于出现的各种权利冲突也应在宪法层面作出判断。风险是未来与预期的不一致，稳定社会预期需要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干预，避免风险现实化从而造成社会预期的落空。
[22]部门宪法研究则从社会现实切入，依照宪法原则提炼社会秩序中的相关规范，从而建立宪法规范和各个社会功能领域之间的实质性连接，来完成宪法原则和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引导和渗透。宪法规范蕴含了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价值取向，基本权利条款确定了公民可预期的权利和利益。
而当宪法再次出场审查已通过的法案时，往往意味着法律的预防效果出现了缺漏。预防型法治下，法律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对于法律的理解应当回溯到宪法进行合宪性解释，避免法律适用对宪法的偏离。
第89条第7项明确了由国务院承担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领导和管理职责。1954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服务于国家建构的政治目的，发挥着对不同群体的价值规训与统一功能。
[43]生命权、健康权内含于一切国家目标，经济、科技等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权、健康权为代价。宪法对部门法的统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形成，二是越界控制。人格尊严条款要求国家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防范国家与社会内部产生的风险对基本权利造成损害。《宪法》第21条、第45条、第89条第7项具体构成了我国宪法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规范体系。
此外，宪法中的其他规定也构成了公共卫生体系的背景。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勾勒了国家和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国家的目标和方向。
虽然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进路，我国宪法也起到了塑造国家、社会和个体的作用。预防型法治一方面需要提升法律体系自身的灵活性以应对风险，另一方面又要确保法律体系整体的稳定性，以实现稳预期这一法律核心功能。
风险预防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实现法治的稳预期功能。（一）通过宪法的规范稳预期宪法规范具有至上性。
[28]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国家宰制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政治主导的总体性社会，[29]国家、社会与个体高度同质化。此前，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只有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犯罪活动，1982宪法增加了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的内容，以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进入专题： 稳预期功能 。[23]赵宏：《部门宪法的构建方法与功能意义——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第69页。
此时需要宪法发挥其稳预期功能，为预防型法治提供变量中的恒量。人民意志要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入宪法，在已经形成的共识基础上进行变动形成新的共识。
结构稳预期是指宪法塑造国家、社会和个体的相互关系，为预防型法治的良好运作提供结构基础。[27]宪法对政治权力的构成作用，参见Niklas Lachmann， The Difi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Stephen Holmes， Charles Larmore，Ca-lumbia University Phess， 1982， p.138—163.[28]于文豪：《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33页。
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目英杰：《惩罚性赔偿与刑事责任的竞合、冲突与解决》，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